国家需要的事,我觉得有意义,就去做了。”——杜祥琬
“我愿学习工科或理科,并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。”1956 年,18 岁的杜祥琬被选为留学苏联的预备生。填写选拔留苏生登记表时,他在“对留学的认识与志愿”一栏中这样写道。
彼时,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才几个月。登记表里满载着这名新党员的赤诚:“为了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,使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早日到来,我愿意留学。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,成为一个称职的建设者,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劳动中,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。”
由于一些客观原因,这次留苏之旅并未成行。1959 年,国家选派大学生到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能专业,杜祥琬再次被选中。那种学习先进技术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,在留学期间酝酿得更为浓烈。
1964 年,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杜祥琬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。这一刻,他似乎等了很久,“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”的誓言不止一次在他的耳畔响起。
多年后,杜祥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:“很多院士都在国外进修学习过。美国人曾开玩笑说我们都有一个‘M’,他们爱的是MONEY(钱),但我们爱的是MOTHER(母亲)和MOTHERLAND(祖国)。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懂得钱的重要,我们的国家也要富裕起来,这正需要我们去为祖国而努力。”
带着这份朴素的情感,杜祥琬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从事氢弹原理研究工作。
“这广袤无垠的戈壁荒漠,为一批批为国奋斗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,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几代人,隐姓埋名,历尽艰辛,在曲折磨砺中成熟,却也享受着一次次成功给予的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。为民族的兴盛和老百姓扬眉吐气,做成一点有用的事。这种精神享受是无可替代的。”多年后,杜祥琬撰文深情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“核武器让中国人不仅站起来,而且腰杆硬起来!”
1986 年,我国启动863 计划。在核物理领域已深耕大半辈子的杜祥琬,转到强激光技术研究领域,开始了他“最难、最焦虑”的一段研究历程。“国家当时又有了新课题、新任务给我们。”对此,杜祥琬如此轻描淡写地描述这个转变。
作为863 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,杜祥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:“这条路之前国内国际都尝试过,但都没有做成功,我们要一步一步摸着路走……目标、技术路线以及途径,都需要我带领专家组来做,必须要考虑顶层和全局。”
杜祥琬一干又是20 多年,带领团队使我国高能激光系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,并推进到装备实用阶段。他把这段“最难、最焦虑”的时光,变成了自己“成就感最强”的科研经历。
不过,杜祥琬并没有在这条“成就感最强”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。此后,他投身能源环保、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,做了大量创新性研究和开创性工作。
对一名科学家而言,多次转变研究领域似乎并不“划算”。杜祥琬自然也明白:“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就做一件事,他就会像挖井一样,可以做得更深一点儿。我并不想转领域。”但是,他每次都转了。为何?
“国家需要的事,我觉得有意义,就去做了。”这就是他的回答,他18 岁时就已给出了承诺。